关于义教的一些个人理念(曲和)

关于义教的一些个人理念 考虑了很久，一直不知道这份总结应该从何处下手，最后决定从理念方面入手，因为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基础的东西，并且很多下乡期间的问题可以涵盖在里面。而刚好在来广州之前的前段时间，成都这边要求我写一个和下乡理念有关的东西出来，当时花了很长的时间思考和收集资料，也正是由于在这方面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所以我很庆幸，下乡期间所遭遇的迷惘并未给我造成太大的冲击。一个月以后再回首，很欣慰地发现自己并未远离我的初衷。低定位——我想这是我所有想法的根本。以下是我在参考吸收了一定数量的资料以后，以及结合自身经验对乡村义教形成的一些粗浅的看法：一、我认为低定位的首要体现是在“平等”这个概念上。我把它大约地分成了几个方面——1．受教育权的平等：义务教育法规定，所有公民受教育权利一律平等。由于种种原因，这尚不能在所有地区普遍得到实现。对于现今提倡的“素质教育”来讲，山区孩子所能获得的基本只是一个口号。而我参加义教的原因，也仅仅是希望付出自己一份心力来帮助弥补这种差距和不足。而我想我们所希望的这种弥补，一是为了希望对改善这种地区差异尽些许绵薄的心意，而更重要的是，这些山区的孩子在很多东西上已经比城市中条件相对稍好的孩子确实是了很多东西，如与父母的沟通交流等，所以他们更需要一种相对更加人性化的教育去填补这种缺失。2．平等的对待每一个孩子：“现在的学校教育，它忽视对孩子的品德教育。你以为看升国旗、读一本政治教材就是品德教育吗？什么是品德教育？就是尊重每一个孩子，无条件地爱和尊重每一个孩子，不因为你考试不好我就不爱你了，不因为你长得不好，不因为你有什么缺陷，你性格上有什么问题，你不合群，你爱走神，不因为这个，而是无条件地让每一个孩子活得堂堂正正有尊严，每天老师干的事就是滋养每一个孩子的尊严、自尊和自信。”这是我小时候的偶像郑渊洁说的一段话，当时听了很受震撼。下乡之前，我就默默地告诉自己，对与任何一个孩子，你都要尽量地付出同等的爱。而不是因为他父母长年不在身边，不因为他成绩差，甚至一些智力上有先天的缺陷，不因为他不知道贝多芬，不知道达芬其，不因为他自卑，自闭，性格上有问题而瞧不起他，厌恶他，从而拒绝帮助他。而如今扪心自问，我在这一点上，做到了，但是是做得还不够好。在下乡期间，我们曾多少遇到过个别不懂事的孩子，他们在接受别人对自己的付出时不能敏感地意识到这种付出后面的东西，那时候我真的是有些气愤，因为无论如何，我希望我的每一个学生都又一颗感恩的心。并非要求孩子们去感谢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孩子们身上获取的恐怕要多得多）。但是他们今后的路还有很长，会遇到很多前来关心他的人，我希望他们能够学会珍惜，这样才会又更多的人去爱他们。否则，这样长的人生，他们又该以何为继呢？于是在面对这样的学生时，尽管在行动上我没有区别对待，心理上也尽量地做到平和，然而总会依照着经验和结论去看待他们。或许只有一点点，这么一点点可以归到顺其自然的原则中去的一点点，还是让我心存愧疚。3．自身的定位和对留守子女的认识：在伸出我们帮助的手的同时，不要用特殊的眼光去看待这些孩子，这种特殊是指——不要因为他们的生活范围地处农村、父母是长年在外的民工等这些原因就感到自己立场的优越。有时候我在想，或许我们比他们拥有好得多的物质条件，但这并不能证明我比他们幸福。记得上地理课的时候我曾讲到水，那时候我对下面的孩子说，临水而居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我记得我曾经无比地羡慕那些在小河边洗衣淘米的居民，羡慕那些在水边长大的水性奇佳的小孩（这并非除于一种浪漫的对生活不切实际的幻想，而是因为在我的意识中接近水就是接近生命的本质）。有时候你看到那些小孩子简单干净的眼睛，看到他们流水帐一样但同时具备最遥远的梦想和最淳朴的生活态度的日记时，你敢说你比他们幸福吗？你敢说你比他们得到了更多的上天的眷顾吗？起码我不能。与此同时，拒绝因为上述心理（指前面说到的优越感）而导致的一种过度泛滥的关爱。要知道，无论对于他们还是对于我们来讲，每个人最先需要获得的能力是自救和自立。并且不管怎样活，都不逃避为活而应付出的努力。我们带去的、和自己本身应当具备的也应当是这样一份勇气。记得那天班会上给孩子们说，所谓义工，本来就是不要求有任何回报的，就像没有一个父母为孩子付出时会想到要他们回报什么，而我唯一希望看到的，就是你们能够学会自救，自救，多么重要的事啊。因为你看路那么长，没有谁可以陪谁走一辈子。送别的时候我给孩子们说的最后一句话，你们要记得要独立啊。关于过度泛滥的关爱，有一个例子是这样说的，一个单腿残疾的人，本来需要一支拐杖就可以站起来，你本来可以让他逐渐认识到自己和别人没有多大不同，只是走路的方式不一样而已，但你却非要高价给他买一个轮椅，让他另一条健康的腿也不能用了，并且上下楼等等还需专人照顾。还因此以为自己做了一件好事而沾沾自喜。“不管怎样活，都不逃避为活而应付出的努力。”这是沈从文写湘西淳朴的人群的时候用到一句，当时看了很震撼。就像旅途中看见那些勤劳坚韧的苗族妇女的感觉一样。非要比较高低，比较谁比谁辛苦，那些妇女，可能不仅是她们的一辈子，而且是她们的父母兄弟甚至子女一辈子，都没有或者不会有一个人走出过那匹山，见过一座城市。但是她们很少抱怨，从未想过放弃生命。有人或许可以称这为愚昧，但是我们应当反省的是，我们是否有权利并立足于一种自认优越的生活方式来自作聪明地去将所有人都带离所谓的愚昧。如果你认为你有，那么你所做的在我看来不是爱或者责任，是自私。或者我们还可以讨论得更深，比如举个并不太适合的例子：鲁迅提到的那个问题“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亡，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醒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的起他们么？”而我给我们自身的定位是同行者，不仅义工之间是这样一个关系，义工和孩子们之间也是这样一个关系。我们不是领路人，不是指挥者，更不是救世主。而是在路上，当你肯停下脚步等待那些因为系鞋带而掉队的同伴的时候，你也会从这种付出和等待当中获得前进的勇气和信心。当今充满种种弊端的教育也好，生存的压力也好，都是不仅包括那些孩子，并且包括我们所有人要共同面对的问题，只有互不相弃，互相帮助，共同努力，才可能到达彼岸。4．义工的身份和权利个人认为，每个义工都应当明白，我们不是以一个介入者的身份去帮助那些山区的孩子，我们只是以一个守望者的身份去守望他们的成长。保持守望的距离应该是，我们可以带给他们相对丰富的知识，告诉他们勇气的力量，向他们讲述外面的世界，建设性地告诉他们面对困难应有的态度，提示他们关于未来的不同选择所可能带来的后果。但是我们任何人都绝对没有权利去强迫性的教育别人应当怎样生活。以权威的口吻告诉他们非考上大学跳出“农门”不可，告诉他们只有当科学家经理白领才算远大的理想。时刻都要明白，我们永远不能自命为他人灵魂的引导者，因为我们只不过是在一条路上摸索前进。你仅仅不过是比别人走的远，这或许是因为别人踏的是生命的另一种节拍，而距离也并不能证明道路的对错。“任何人都绝对没有权利去强迫性的教育别人应当怎样生活。”关于这一点，我只说一句话：太重要了！太太太重要了！这个就是为什么家访的时候我们这届义工从来不强迫性地告诉家长要让孩子继续读书，我记得胡健曾经告诉孩子的一句话我很赞同，读书也好打工也好都是路，只要是你自己走出来的就好。而我也常常跟他们说，环境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自己，如果你能把握好自己，那就已经足够。就像我从不要求自己和别人一定要有方向和目标，这些对于我来讲太过虚无飘渺，而我认为孩子们最需要去做的是，踏踏实实地过好每一天，好好珍惜他们的生活。从某些方面来讲，我认为“方向引领一生”，或许是一个很容易引起误解的口号。二、在平等的基础上，我还想提及的一点就是，我一直认为教育是一个太过微妙的东西，一句一动都可能会对别人产生长达一生的影响，这致使我在面对未成年人做很多事情的时候都会不知不觉地怀有一种罪恶感。（尽管我自己也才成年两个月而已：）那么我认为首先需要提出的就是走出误区：在家庭、学校、社会、媒体、甚至部分的志愿者苦口婆心教育的教育大家要“走出农村”的同时，对于“留守子女”这一现象的造成，或许很少有人思考过，这是否和“走出农村”这一观点有间接甚至直接的关系？一味强调走出农村，导致的后果有两种。一种是通过和他们父辈相同的方式即“外出打工”走出去的，可大多数不过成为城市中挣扎在社会底层的边缘群体。并且这无疑会成为一个恶性循环；另外一种是少部分真正考上大学的，然而他们又要付出多少的努力才可以换得在城市中的立足之地呢？在这一批农村中最为优秀的人才里，又有多少人能够回到农村建设家乡呢。暂且不提知识的尊严和学习的功利性，这也只会促进地区和人群之间的差异和层次。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在引导孩子们升学的同时告诉他们知识和学习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东西。我想要孩子明白的是要去爱。而不是去不择手段达到目的——应试教育本质上就是这么一个东西。记得当初和初三毕业的学生座谈的时候有意识地与他们谈到过这个问题，很庆幸的是他们大多数都认为读书并非只是为了一份好工作，而更看中与过程而非结果。无论他们的实际想法就是是不是如此，但是能在教育和各方面相对落后的山区听到这样的声音，对与我来讲，可以说是一种震撼下的欣慰。毕竟，这是包括我们在内的大多数城市大学生没有意识到或者意识到缺嗤之以鼻的一个观念（大多数的我们是践踏着知识的尊严的骸骨去达成自己的目标）。记得那时跟他们说，“知识是拿来做什么的，我知道在这里多少存在一些重男轻女的问题，在座的大多都时女孩子，你们长大以后会嫁人，可能会被迫地听从丈夫和婆婆的所有意见，按照别人的想法来安排你们的生活，但是那么你们一定要记得，你们仍有一个地方是自由的，那就是你们的思想。没有人可以控制你到底想什么。学习和知识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它可以让你得到自由。”关于走出农村和农村教育立足点的问题，我曾经看到过这段话，我想它更能说明问题“制约农村教育可持续发展的最根本问题，在于其目标的单一应试性、城市性、离农性。俗话说，未考上大学的农村青年是“种田不如老子，喂猪不如嫂子”，考上大学的是“鲤鱼跳农门”。如果农村教育再继续这样办下去，那一定是很危险的。对于农村教育的弊端，早在20世纪初，一批有识之士如黄炎培、陶行知、晏阳初等出于忧国忧民之心，纷纷提出乡村建设、乡村改造的主张，并在全国开展了农村教育实验。其中黄炎培提出中国农村教育要走实教结合的路子。陶行知指出：“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他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他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做房子不造林。他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他教人分利不生利，他教农夫的子弟变成书呆子。”他认为：“教育没有农业，就成为空洞的教育，分利的教育，消耗的教育；农业没有教育，就失去促进的媒介。”晏阳初认为中国农村的问题是农民的“愚、穷、弱、私”四大病症，应当用教育救治。 一个世纪后的中国农村，尤其是贫困地区农村仍然把应试升学作为教育的全部目的和人才培养的主要目标。不是面对全体学生，而是面对少数尖子生；不是面对学生的全面发展，而是偏重于智育。在智育方面，又忽视智力的开发，而偏重于知识的传授。在知识的传授方面，又忽视了教给学生关于农村发展和做人的诸多知识，而偏重于与考试相关知识的传授。一偏再偏，就使农村教育走上了升学指挥棒导引下的仅有单一升学目标的独木桥。结果，约占10%----20%的中榜者，进了为城市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高一级学校，走向了城市或发达地区。而约占80%----90%的落榜者，命运最终要赋予他们难以承担的农村现代化建设者的使命，没有赋予他们在农村谋生进而改变农村的能力，他们无奈地离开家园，伦为城市的边缘人。这是农村教育的最大悲哀。”这是我非常赞同的一段话，然而，有必要在此提出。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尽可能地改善这种状况。但也不可脱离现实立竿见影地走成另一个极端。在一个月下乡中发现，教研这边我们或许在课程上过多地强调人生观价值观的培养，而这些往往又处在一种敏感的地位。我们是否有信心相信自己教给孩子们的做人道理就是正确的，完全适合他们的。而这些是否又只是学过就忘的东西。个人一个不成熟的建议是，虽然我们去不是补课，但是否也可以或多或少地辅以开展一些和他们的学习有所联系的课程，比如我们组最后一周开的学习方法课程。或者一些常识方面的内容。这些可能会更符合他们的需求吧。并且对于一个知识性较强的课程来讲，可以避免灌输意识形态这一我自己力求避免的情况产生。三、杂七杂八一直在做事之前喜欢给自己一个很低的定位，没有高尚牺牲这些字眼的存在，便可以尽量多地不去影响到别人和自己的生活。所以对于义教也好其他也好，我的原则就是既然是顺手的事做做就好。尽管“顺手”这个词在我的概念中弹性很大，再艰难的事都可以用它一笔带过：）只是现在想到那些善良的小孩子，唯一的心愿不是让他们有远大的理想高尚的品德崇高的目标光明的未来，而是仅仅希望，他们能够平安和健康地成长了。平安、健康、善良，我想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东西了。